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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新中国人物论之:“忠王不终”的林彪

2017-09-18  作者:郭松民  来源:红歌会网  

  1963年,在中国学术界,针对太平天国晚期重要将领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

  李秀成(1823—1864)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金田起义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之变后,他与英王陈玉成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胜利。被天王洪秀封为忠王,称“万古忠义”。

  

  1864年6月,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历史,其中也有对曾国藩阿谀和求饶的内容。8月7日,李秀成被曾国藩杀害,年仅四十二岁。

  关于李秀成的争论,源自戚本禹发表于1963年第四期《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家”多认为李秀成写下自述是“伪降”,委曲求全的叙述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则认为“自述”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戚本禹的文章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著名教授,在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时任萱萱掌门人的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戚本禹一时压力极大。

  逆转形势的是毛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戚本禹开始听到口头传达时还以为是“忠王不忠”,后来才知道是“忠王不终”,意为晚节不保。

  

  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实是文章大家,遣词造句具有极高的准确性,用“终”而非“忠”,等于只否定了李秀成被俘后的阶段,并没有否定李秀成的一生,这种评价完全符合历史唯物论。

  之所以想起这场公案,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九一三”前后,关于如何评价林彪,又出现了激烈争论。总有一些人想重新全面肯定林彪,或者用各种离奇的猜想,把林彪说成是某种阴谋的牺牲品。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准确,还是用毛主席评价李秀成的四个字“忠王不终”来评价林彪比较准确。

  

  林彪的人生轨迹和李秀成有惊人相似。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林彪曾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却出了严重问题,最终晚节不保,是为“不终”!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林彪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一点很少有人质疑。红军时期,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从连长晋升为军团长不是偶然的,确实是“能打胜仗”的结果。同时,林彪的迅速成长也和毛主席耐心细致的辅导分不开。毛主席在1930年1月5日撰写的论述中国革命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写给林彪的函授教材。这份教材公开发表后,也教育、鼓舞了无数革命者。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人或他麾下的将领如吴法宪、李作鹏等,都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林彪随身带着一个挎包,里面装满了毛主席著作的各种单行本,很多都被林彪反复阅读过,上面满是圈圈点点。

  林彪能打仗,也和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关。比如在平型关战役之后,他连日军的鞋底硬,不利于爬山都注意到了。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到东北指挥大兵团作战,很快就总结出了“六项战术原则”,包括“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猛战术”、“三三制”、“四组一队”、“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些战术原则非常实用,是毛主席的军事哲学思想在战术领域的具体体现。被推广之后,东北我军的战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使经过美军教官训练的、前身为“中国远征军”的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一军、新六军、71军等都瞠乎其后,先后被全歼。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长期养病,但也有不少亮点。比如林彪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当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九一三事件之后,多认为这是林彪的政治投机之作,现在看来,这未免是因人废言。

  林彪的这篇讲话,正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扭转了大会前期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增强了党的团结,对团结全党战胜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林彪的这篇讲话并不仅仅是林彪个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看法。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成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开始狠抓政治工作,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队建设进入了我军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我军影响力最大英模雷锋,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林彪归纳总结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 。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在今天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963年11月16日,毛主席提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接着毛主席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并发出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

  但遗憾的是,林彪未能善始善终,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革命晚节”,终于在文革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现在一些庸俗的、甚或别有用心的历史研究者,总是希望把毛林之间的斗争描绘成无原则的政治斗争,这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毛主席和林彪之间的斗争,根本上是路线斗争、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往往包含了权力斗争,有时甚至体现为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并不等于政治斗争。比如今天西方的选举,双方并无本质的政治分歧,甚至相互抄袭政策论述,这种选举其实已经沦为无原则的权力斗争。

  毛林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关于文革的看法。关于毛主席的文革理念,我曾经有专文论述【点击阅读】,概括起来说,毛主席是希望通过“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升级换代,建立一个能够落实“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原则的人民社会主义。

  而在林彪看来,文革的意义就在于夺权,这一观点在他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体现的十分明显。既然被他视为夺权主要对象的刘邓在文革中已经出局,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已经确立,那么文革就应该结束了,所以在准备九大时,他授意陈伯达搞了一篇核心观点是“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但被毛主席否决。

  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所以毛主席对那些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不理解文革的老干部是宽容的,基本上采取了批评、教育、等待的态度,比如对待小平同志和卷入“二月逆流”的老帅们都是这样。

  林彪反对文革,如果他能够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应该也会像对待小平同志那样对待他,林彪的历史定位也会和现在截然不同。但问题在于林彪选择了用搞阴谋的方式搞政治,这就犯了政治大忌。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坚持“称天才”的方式挑起争论,目的是要用清君侧的方式先清除文革的骨干力量,再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换句话说,张春桥不是林彪的目标,文革才是林彪的目标。

  毛主席对这一切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在毛主席看来,你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如果提出来公开辩论是可以的,但用搞阴谋的手段来推行,这就证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问题是严重的,原则性的。而毛主席“对原则问题一向抓住不放”。

  在战争中使用谋略,兵不厌诈、借刀杀人、假途伐虢等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欺骗敌人。但在政治斗争使用这类谋略,就是在欺骗那些信任你的人。

  林彪没有意识到,政治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必须是阳谋,不能是阴谋。一切策略手段都只能在亮出自己政治旗号的前提下才能使用,而政治旗号本身是不能作为谋略手段来使用的,否则就等于蓄意欺骗党和人民,等于自证自己是政治骗子,等于公开宣布自己政治人格的破产。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南巡途中提出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针对林彪在庐山搞阴谋讲的。

  

  尽管林彪已经暴露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但毛主席在处理林彪时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宽容,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南巡,整整等了他一年,希望他能够觉醒并主动检讨,主动下台阶,但林彪始终采取了抗拒的态度。被他宠爱、信任的“老虎”林立果,反而试图通过暗杀——一种更加极端恶劣的阴谋来解决问题,最终导致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一代名将,暴尸荒野。

  

  林彪为什么不肯走下毛主席为他设好的台阶,通过主动检讨来摆脱政治困境?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在我看来也很简单,因为林彪是用搞阴谋的方式搞政治,承认自己的错误,等于承认自己在搞阴谋,这等于政治自杀。

  毛林之间的矛盾,本质是路线斗争,任何其他解读都是错误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所有反文革的力量都站在林彪身后,所以毛主席可谓力挽狂澜,林彪集团的失败,标志着文革的继续深化。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忠王不终”的林彪留下的最大历史教训,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三要三不要”,林彪违反了这三条原则,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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