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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民: 关于陕西8.19事件致中共陕西省委的总结报告

2018-04-30  作者:赵东民  来源:赵东民博客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

  关于陕西8.19事件致中共陕西省委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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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主 席 语 录

        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2年3月23日)

 

        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引 子

                                                 (工农维权案例)

       2007年8月28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罪【(2007)霸刑初字第123号《刑事判决书》】,分别判处原西安亚希光电仪器厂退休工人代表韩景喜,邱万忠有期徒刑五年和三年。后韩景喜不服判决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市中院维持原判【(2007)西刑一终字第158号《刑事判决书》】;在狱中又申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被省高院驳回【(2008)陕刑监字第7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根据两审律师辩护意见看到的事实如下:

       一审陈述道:“我国在退休金问题上,政策制度的安排不断发展更加科学有保障;国有企业重组改制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被告的行为虽有不当之处,是属于上访告状的问题,但职工群众的要求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是主要原因,以治罪的方式以儆效尤是不妥的,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于社会稳定无益。”

       二审陈述道:“本案事实很清楚:职工群众围堵工厂大门是由于上访等问题一直未解决等原因造成的,围堵是不理智的欠妥的,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被告和报案人都应当以正当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解决上访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报案人应当积极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我们认为因此而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是不妥的,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该问题的最终解决。”

      2008年08月15日 16:34 网文来源:西安晚报 发表评论

      因组织村民非法集会,破坏党政机关办公秩序和社会秩序,(西安市)灞桥区三村民被灞桥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3年和1年。

      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三人系灞桥区席王街道梁家街村村民,因我市三环路建设、中银万泰房地产开发项目征用该村土地,三人对补偿标准、拆迁安置等问题不满,自2006年4月起,多次组织策划该村村民到省、市、区政府集会上访,还曾多次进京上访。

      8月11日,灞桥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受法律保护,公民正常上访、信访亦受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但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有义务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被告人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未经公安机关许可非法集会,严重破坏了党政机关办公秩序和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集会罪,故依法做出上述判决。(记者崔晓刚 见习记者 成智)

      2010年10月19日夜,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秩序罪【(2010)新刑初字第191号《刑事判决书》】,宣判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西安市先进人民调解员、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司法所法律工作者、工农维权志愿者赵东民有期徒刑三年。后赵东民不服有罪判决,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中院仍以聚众扰乱秩序罪【(2010)西刑一初字第230号《刑事判决书》】,改判赵东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而赵东民所主要做的,是主张工人群众维权找工会,工会不作为就依照《中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赋予职工的权利,联合起来罢免工会不作为的工作人员(包括工会主席)。而且,工农群众要在依法维权运动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应该走工农联盟的道路。

……

      面对太多这些让正常思维的人无法理解的,工农群众的维权被镇压的案例,我们不禁要问,工农维权,究竟出路何在?

                                                       总结报告内容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

      2009年8月19日,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并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的政治和法律顾问赵东民,被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国保大队刑事拘留。由此引发了举国震惊、中外舆论哗然的“赵东民事件”。根据事发地点和日期也可以称之为“陕西8.19事件”。这不能不说和二十年前我们曾经一度强大的邻邦——前苏联的一批高级干部和将领,以挽救苏共和苏联为目的而发动的8-19事件相比,从时间上讲是个惊人的巧合。

      基于当代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出于捍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个事件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以求探寻一条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保我国坚持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道路。

       首先关于做这个总结报告的主体问题,也即是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是否具备向中共陕西省委做报告的资格的问题。具体地说,赵东民等一行于2009年7月29日,以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名义,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递交的《陕西工农维权运动通报综述》中,已经详细向中共中央阐述了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情况,对此中央和全总接受了《陕西工农维权运动通报综述》,而且并未对包括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在内的这两个群众自发性的小组表示任何异议,还有在赵东民一审和二审的有罪判决书中均没有认定这两个小组属于非法存在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角度上的肯定。因此我们认为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从政治和法律上,均具备向中共陕西省委做报告的资格。

                                            一.陕西8.19事件简介

       下面是事件发生的起因:

       2008年8月8日,《自发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倡议书》发布;

       2008年8月10日,经过陕西部分毛派人士充分讨论,最后一致赞同《自发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倡议书》。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诞生;

       2008年9月,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观点交流简报《学习与实践》第一期编印问世;

       2008年10月31日,发起了第一次筹备陕西企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研讨会,经过与会工人代表讨论,原则通过《筹备陕西企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倡议书》。自此,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诞生;

       2008年11月21日,发起第二次筹备陕西企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研讨会,进一步阐述了《筹备陕西企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倡议书》所体现的三大原则。即: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贪官污吏;2、捍卫《宪法》原则,确保劳动者的生存和平等权。 3、克服妥协、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团结起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

      2008年11月28日,发起了第三次筹备陕西企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研讨会,明确陕西企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的名称含义及简称,以及存在形式,即:简称为陕西工维会,未报申请和获得批准前暂时以群众研讨组形式存在。强调了陕西工维会群众研讨组的指导原则和研讨阶段的任务;三次研讨会的总结形成《企业工人维权手册》的核心内容,《企业工人维权手册》随即诞生;

      2009年元月8日,《企业工人维权手册》首次在陕西省第三印染厂公开出现,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骨干分子之一赵东民及相关工人,被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调查,结果不了了之;

       2009 年2月28日,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召开了08年度总结会,会议通过把《自发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倡议书》的基本原则、以及补充论述《坚持“继续革命” 改造我们的思想》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作为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指导原则。进一步确定了学习小组的发展,继续坚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阶级依法维权运动结合起来的原则;

       2009年4月7日,赵东民、张兴财、刘高智代表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向中共陕西省委、省总工会递交了《筹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申请书》;

       2009年4月底和5月底,陕西毛学组代表分别赴重庆、河南和当地民间毛派群体搞联谊和交流,共同探讨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和工农阶级迫切需要的维权运动结合的问题,希望实现在此基础上各地毛派的逐步联合。两次活动和当地部分工人代表也建立了联系,并且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陕西工维会研讨情况,引起大家强烈关注,为促进陕西工农阶级和全国各地工农阶级的大联合迈出尝试的第一步;

      2009年6月8日,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户县(群众)研讨组发起诞生,并通报了各级总工会;

      2009年6月12日,发起第四次筹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研讨会。这次会议总结出:贪官污吏(即官僚资产阶级)在阉割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治灵魂的“法律”及“政策”的名义下剥削和压迫工农,同时也是在侵害党的肌体,盗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所以工农必须团结起来,把阶级维权运动和反腐,即反官僚资产阶级,和捍卫党的领导、捍卫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运动结合起来,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这个斗争必须从和工贼及工贼思想争夺工会主宰权开始,因为中国工会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

      2009年6月15日,在6.12研讨会影响下,陕西十几个企业的离退工人及破产改制工人、下岗工人代表160余人联合发起向陕西省总工会递交了《陕西离退工人致陕西省总工会的公开信》,向总工会发出了要联合起来行使《中国工会章程》赋予职工会员对一切工会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的信号;

      2009年7月28日,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代表赴北京向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工运研究所送达了给中共中央及全总的《陕西工农维权运动通报综述》,向中央介绍了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及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具体情况,以及陕西工农维权运动面临被打压的情况;

       2009年8月1日,就西安市民政局出台【2009】180号文件,关于《关于取缔“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的决定》,并直接针对性的向赵东民、张兴财、刘高智传达此文件,因此,由赵东民起草并对外发布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陕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从政治和法律角度对西安市民政局出台【2009】180号文件的行为提出严重质疑;

      2009年8月5日,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主要代表接受北京某左翼网络传媒机构的采访,详细介绍了学习小组和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的情况。希望能进一步引起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分子的关注,并能从我们工作中的正确和错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更有利地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在我国的发展,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贡献我们微薄之力;

      2009年8月10日清早7时多,和赵东民去陕西省总工会递交《筹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申请书》的工人代表之一张兴财被警方强制传唤;当天下午赵东民闻讯前去和传唤张清财的公安未央分局交涉,被堵在大门口告知没什么事情,说是问张兴财几句话,马上就让回;

       8月18日下午赵东民应邀去正在改制的东方大酒店为酒店职工作法律咨询,当天晚上11时左右,被公安莲湖分局青年路派出所以涉嫌“参加非法组织”的罪名传唤;

       8月19日下午经公安莲湖分局国保大队转送公安新城分局国保大队,以涉嫌组织非法组织的罪名刑事拘留(后拘留证上改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羁押于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

       下面是事件发生的过程:

        2009年9月23日,赵东民被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正式批捕;

       12月11日,赵东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被新城区人民检察院退回新城国保大队补充侦查;

       2010年2月11日,赵东民被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

       5月11日,赵东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起诉被检察院撤回;

       6月2日,新城检察院声称获得“新的证据”;

       6月11日新城国保大队第二次补侦;

       6月29日,新城检察院再次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起公诉

       2010年9月25日凌晨6时30多分,赵东民在五百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武警的高度警戒之下,被十五余辆警车押解赴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新城法院随后进行了“公开”审理;

      10月19日晚20时左右,新城区人民法院法官、检察官及公安、司法干警等一行数十人赴新城看守所以“聚众扰乱秩序罪”宣判赵东民有期徒刑三年;

      2011年元月2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对赵东民不服有罪判决的上诉进行审理,撤销一审新城法院的判决,改判赵东民“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期三年”。赵东民当日在大批警察和武警严密警戒下获释出狱,随即被阎良当地政府派出的由公安和司法部门组成的车队接回阎良老家。从赵东民被刑拘到出狱历时一年五个月又十天。陕西8.19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二.陕西8.19事件的本质

       2009年8月10日传唤张兴财,实际上是陕西警方意图按照法律程序,先找到对赵东民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而张兴财把组织工人代表群访总工会的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否认赵东民参与了周明亮等6月25日群访省政府的事情。所以直至2009年8月19日拘留赵东民之时,陕西警方还没有其涉嫌犯罪的人证和物证依据。事后新城国保人员第一次提审赵东民时,也没有任何的其他人证内容和物证让赵东民确认。另外,陕西省总工会的报案材料中,除了关于污蔑赵东民等2009年6月25日操纵群访省政府活动,和群访工人代表中有“社会闲散人员”的捏造部分,其余所述和赵东民有关的事实,也都是依据赵东民和工人代表向他们公开上报的要求省委和省总工会的领导们把关和审查的材料。并非赵东民等在秘密搞什么阴谋被发现而查获的犯罪证据。所以说,陕西警方在没有掌握赵东民涉嫌罪名罪证的情况下,于8月19日刑拘赵东民,表现出陕西党政决策层一些官员的迫不及待性。

       赵东民案从2010年2月11日,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开始到2010年10月19日宣判,依法本应在一个半月审结的案子却历时长达8个多月,在程序上严重违法而造成赵东民被超期羁押。不能想象经过这样一个非法的司法程序却会有一个合法的司法结果。而且直至二审终审结束,陕西省总工会都拒不向侦察和司法机关提交6.15、6.25所谓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证明赵东民“幕后指挥”工人代表聚众扰乱工会办公秩序的事实。因为这些证据恰恰证明赵东民是无罪的。在没有定罪证据的情况下,在陕西政法大员们的压力之下使司法机关的犹豫不决,是导致赵东民被超期羁押的主要原因。而且在2010年9月25日一审开庭前夕,省市两级政法委在西安市司法局的律师协会开协调会,“命令”包括和赵东民已经签约的一审代理律师在内的律协成员,必须为赵东民作有罪辩护。一审律师被迫为赵东民做无罪有错(也即过失犯罪)辩护。给赵东民最终的有罪判决充分证明了陕西的党政个别决策者给赵东民定罪的坚决性。

      2010年8月下旬,赵东民的妻子病重直至去世,陕西官方非但不让赵东民前去探望,而且指使政法机关向其封锁了妻子因病住院和后来去世的消息,并中断赵东民对外正常通信的权利。直到一审开庭后也就是赵妻去世一个多月后,赵东民才从律师那里得到爱人去世的消息。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人犯的近亲属病重或者死亡时,应当及时通知人犯。”这足以证明,赵东民在羁押期间受到的是非法的待遇。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不能不说是陕西党政决策层有人对赵东民是恨之入骨的。

      赵东民的家属包括乡亲代表,多次向新城政法机关申请让赵东民见病中妻子一面,以及在后来其妻去世后见最后一面,都被拒绝。说是“人性化有尺度”。2010年12月26日陕西官方决策者,却通过省政府的法律顾问把赵东民的老父亲请进看守所,给赵东民做工作,让其承认“犯罪事实”和解聘北京李劲松律师的代理权。以弥补赵东民案的证据不足和避免因此让陕西有关官员无法向上级和社会交代,为达此目的甚至承诺可以无罪释放赵东民。几天后中央政法委领导参加了赵东民案二审庭审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为求赵东民“配合”而迫使陕西党政决策者对赵东民实行了一次“人性化”,破例在休息日加班,让赵东民在看守所内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这说明所谓的人性化政策在陕西党政个别决策者的手中不是根据贯彻党的依法治国方针,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掌握尺度;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改变政策尺度。

……

       赵东民究竟干了些什么?陕西的党政决策者们的个别人,究竟为何不惜置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原则于不顾,而要如此残酷的镇压赵东民呢?

       赵东民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普通法律工作者,一介布衣。他和新城区委书记、西安市委书记直到陕西省委书记个人,是根本无缘结识的。所以说赵东民和陕西各级党政大员个人之间是不可能有欠债不还之类的私人恩怨,更不会有杀父夺妻之血海深仇。同时陕西政法机关先后调动公安国保和刑侦上百名精兵强将,历时长达一年五个多月的反复调查梳理,所做出的最终结论,并没有否定赵东民长期主张通过帮助工农维权,来捍卫体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即是捍卫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真实动机;也没有否认在赵东民案中反映出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可能存在的有些干部,在国营集体企业的改制重组中违法乱纪,沉瀣一气侵吞国有资产,侵害广大工人群众利益,以及陕西省总工会机关干部中腐败情况的真实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陕西官方的决策者对赵东民的残酷镇压,只能是暴露出了陕西党政机关决策者层中的一部分人头脑中反对党章和宪法,也即是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严重存在。这些口头上拥护党章和宪法,拥护党的十七大精神,而在思想上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和在行动上庇护在改革名义下以谋取个人和小集团暴利为目的,在肢解蚕食国营集体企业,强占倒卖农民集体土地中大发横财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者的行为,或者在这些人中有人本身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这是造成陕西党内各级官员在国营集体企业的改制重组、在农村征地等工作中违反党的相关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现象不可避免的严重存在,也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因此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同时因为这个直接原因,导致了工农群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日益的陷入了贫困和孤立无援的生活状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里写道:“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陕西8-19事件就是党章所说的,典型的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

      随着全国各地和各级党政机关中,以陕西8.19事件的肇事者为代表的当权的修正主义顽固分子,及党内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变本加厉的镇压依法维权的工农群众,和镇压赵东民式的毛派分子事件的愈演愈烈,阶级斗争必将不以人为意志为转移的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事实上,也没有理由证明,党内的上述这些情况是陕西各级党政干部阶层所独有的。河南郑州市规划局,一位受改革开放政策教育多年的副局长,因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轰动一时,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尤其是在干部队伍中的普遍存在,使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处于和工农群众对立的不正常状态。那位语出惊人的规划局的副局长,实际上只是《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诚实的孩子而已。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没有那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那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副局长,是不可能有那样的思想意识,自然而然的说出那样的话。再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像袁腾飞之流代表的,恶意歪曲党的历史肆无忌惮的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界名流,非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受任何法律追究,而且居然能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去百家讲坛讲课……

      这种践踏党章和宪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在整个党内外的泛滥,是改革开放路线推行了三十余年的产物,这如果不是党的各级干部阶层在关于改革开放方面,在决策上的口是心非和在执行上的阳奉阴违的结果,那么必然是改革开放路线本身存在问题。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不可否认的是,都是在工农劳动人民赞成或者不反对的情况下发生的。假若人民反对,历史上多少个强大的反动政权都灰飞烟灭了,更不要说阻挡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分子及其相关的政策路线了。所以说无论是将来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处理,还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路线的改变,最终只能是工农群众说了算,而不是“左”的和右的精英们说了算。

      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问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也有一点。但是现在能在政治上发挥复辟作用的只有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现在处于从属地位。因为现在没有人敢举起恢复君主专政的旗号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封建思想只是依附和帮助资产阶级思想发挥复辟作用而已。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的不提反对封建思想。

      从陕西省各级党政大员的整体年龄段上推断,在陕西8.19事件中暴露出的党的领导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应该大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曾经也是工农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也经历过甚至参加过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的。在这种条件下,有谁会相信他们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训练出来的,潜伏在党的队伍中伺机搞颠覆活动的特务呢?所以说他们之所以从一名党领导下的普通的工、农、商、学、兵分子成长到党的干部阶层的一员,却蜕变成一名修正主义分子,或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不说是因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工农群众头脑中的根深蒂固。而且,在实际上放弃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现出,几乎每一位工农分子一遇到适当条件(比如说掌权和暴富等使脱离群众成为可能的情况),这个世界观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难以避免的本能的和顽强的发挥其作用来了。就是人们常说的“谁当官都会贪”的原因。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在,“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工农群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想状态,正是修正主义在党内得以兴风作浪,和官僚资产阶级无法无天的主要原因。

      这有力的印证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句话:“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事实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实现对工农群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改造的问题,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泛滥,造成这个政策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发挥催生作用的严重情况。因此造成党内纪律涣散,政令不通,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得不到贯彻落实,党的干部队伍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党群关系对立,普遍出现侵害工农合法权益,打压工农依法维权活动现象……让人无法否认,是和党的决策层放弃思想斗争的方针路线有关。

      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催生了以党内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让中国工农阶级饱尝到了,当初因为自己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获得巨大支持的这个政策路线的苦果。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的生活环境,逼迫着工农阶级不得不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开始觉悟,也即是开始意识到自己头脑中的自私自利,对本阶级和个人的根本利益有多么严重的危害,并开始意识到坚持和自己头脑中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对自己取得维权胜利的重要性。这种觉悟就是造成陕西8-19事件的主因。

      概括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个结论。即陕西8.19事件,可以说是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工农阶级和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短兵相接的交锋。这次交锋,是工农阶级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现实的层层围困中,逐步意识到要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来实现克服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实现广泛的阶级联合和工农联盟,并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做为基本武器,来达到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及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保障本阶级每一位成员的利益的战略意义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可以简而言之,陕西8.19事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工农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南昌起义”。

       这种“南昌起义”,对已经在党内形成一定势力的官僚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敲响了丧钟。当然,这和以赵东民为代表的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骨干分子根据《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积极的引导工农维权运动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赵东民也正因为如此遭受到了党内庇护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当权者的镇压。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目前还没有强大到像“叶利钦集团”一样敢于撕下共产党的外衣,公开的用俄罗斯式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法制体系和国家机器,赤裸裸的镇压共产主义分子,所以只能暂时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外衣,用修正主义的方法,或者借助修正主义当权者达到目的。尽管这样的方法其实并不解恨。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之后的历史中,工农维权大军必将是在自我革命基础上日益共产主义信仰化、队伍扩大化和越来越有组织纪律化,以及在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化。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认识到,陕西8.19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和维护他们个人及本阶级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意义。这种形势的发展必将越来越高度的,和广泛的凝聚群众中的共产主义力量,对党内的健康力量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们所说的党内健康力量,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先生,而是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同志。

                           三.陕西8.19事件给中国左翼力量的提示

      何为左翼力量?拿我国现状来说,应该是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建国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过程中在人民群众头脑中产生影响的沉淀,和人民群众反抗当代中国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基础,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实的强烈愿望结合而成的一个思想群体(包括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简而言之,中国的左翼力量不是天外来客,不是救世主集团,而是源自党内外的工农商学兵群众中的共产主义人士或者毛泽东思想信仰者的群体。

      毛主席说: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页)根据这个指示精神,中国左翼人士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求同存异,在统一的思想原则上联合起来,就地和工农维权活动结合起来,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推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上有所作为。

      2004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28周年纪念日,郑州的张纤夫、张正耀、葛黎英、王占清等老工人在多年来群众纪念毛主席的场所——河南省博物馆门前毛主席雕像前进行纪念活动,给一些群众散发了一篇纪念毛主席的网络文章,结果这四位老工人却遭到郑州警方拘捕。在毛主席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的12月2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公诉机关对张纤夫、张正耀、葛黎英、王占清四人起诉的罪名由最初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改为“诽谤罪”。法院最后也以此罪名判决四人有罪。这就是震动一时的“郑州四君子事件”。

       2009年01月09 日《西安晚报》的消息:1月8日上午,西安、咸阳、渭南等市部分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到省政府上访,要求“解决一个身份,两个待遇”问题,一度在组织者组织下,冲进机关。在冲进机关过程中,一67岁上访人员因突发心脏病倒地,在场的信访、保卫、公安等工作人员立即组织120急救车紧急施救,该上访人员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事情发生后,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省长袁纯清立即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妥善处理。常务副省长赵正永召集有关部门积极研究处理方案……这是发生在2009年初的第一例惊动陕西最高层的群访事件。

      2010.11.02《三秦都市报》的消息:

      “本报讯 (记者谢斌)策划、组织160余名西安市部分企业退休人员到陕西省政府东大门集体上访,并在省政府门前发表演说、打横幅、围堵省政府东大门,导致车辆行人无法通行,交通中断5个多小时。被告人周明亮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上周一审宣判,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这是2009年6月25日和所谓赵东民“幕后指挥”的群访陕西省总工会案同一天发生的,同样罪名的案件。

……

      上述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性案例,和陕西8-19事件相比,无论是从党内的关注级别上,还是社会的关注规模和声援反应激烈程度上,都远不及后者。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以赵东民代表的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积极分子们,在帮助工农维权过程中,首先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认了真;因为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两大基石。

      陕西8.19事件证明,赵东民正是在帮助工农维权中把党章和宪法认了真,把工会法认了真,结果让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和工会中的工贼就忍受不了。他们通过党内修正主义当权派,假借党和政府的名义,对赵东民进行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迫不及待的,坚决的和恨之入骨的残酷的镇压。然而同时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假共产党员的本来面目。正如赵东民在《陕西毛诗会例会上的发言》中讲的:“的确,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触及那些既不遵守宪法,也不执行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以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既得利益。因此我们的维权行动受到各种形式的压制也是肯定的。从辩证法角度讲,违反党纪国法的贪官污吏们打压的越疯狂,他们官僚资产阶级嘴脸就暴露的越彻底,他们的灭亡时间就越快。对党和人民来讲,没有比这结果更好的结果了”。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当代历史时期,我们左翼力量的任务是什么?工农的需要是什么?

      无论“郑州四君子事件”中的四位老工人的行为上有何不妥,从他们获罪的主要证据网文《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中,可以看出他们主观上代表了中国左翼力量坚持毛泽东思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的政治愿望!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国左翼力量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向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势力发出的怒吼!因此,以“郑州四君子事件”为标志,坚持毛泽东思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当代我们党内外的左翼力量的主要任务。

      那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需要是什么呢?很显然,就是上述2009年1月8日上午,到省政府上访的西安、咸阳、渭南等市部分企业的退休军转干部,和2009年6月25日 160余名西安市部分企业退休人员到陕西省政府集体上访所表现的需要——就是依法维权。

      陕西8.19事件,是继“郑州四君子事件”之后,中国左翼力量开始进入探寻实现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个伟大政治任务的道路时期的产物之一。它的内容主体简而言之,就是“郑州四君子事件”和群访陕西省政府的军转干部和那160名离退工人群众维权事件的结合体。换句话说,就是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从左翼阵营常见的泄愤和怀旧中挣脱出来,尝试的一条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维权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在我党的发展历史上,党的工作,一开始不和工人阶级迫切需要有组织的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本家、封建军阀作斗争,实现增加工资等强烈愿望联系起来,开展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那么党的力量就不会壮大。

      如果我党不根据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的迫切需要,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我们就无法抓住农民这个最可靠的同盟军,无法胜利的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路线。

       如果我们党不是根据工农群众反对党内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迫切需要,那么就不会成功的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规模宏大的整党整风运动。

       因此,可以说,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维权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实现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目标的正确道路。

      陕西省内外,中国内外的左翼力量在陕西8.19事件中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关注团大军中,不是都了解和赞成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所奉行的的指导原则的,甚至在陕西个别所谓赵东民的“亲密战友”(包括其亲人)中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并没有从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维权运动相结合的大方向出发来配合赵东民一线的斗争,不是借机继续更广泛的和深度的向工农群众宣传《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和《陕西企业工人维权手册》,为实现工农维权大军在自我革命基础上日益共产主义信仰化、队伍扩大化和越来越有组织纪律化,以及在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不断提高战斗力化不懈努力。而是把实现赵东民无罪释放作为目的开展活动。

      现在看来这种努力尽管殚精竭虑,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的。这些同志认识不到这个事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工农阶级和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锋。认识不到和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岂能是一战一役所能决定胜负的。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是需要工农阶级在自觉的自我改造基础上的觉悟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而工农群众的“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于是,在实际上抛开了《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和陕西《企业工人维权手册》原则的“陕西赵东民关注团”中,持正确观点的同志,因为是第一次经历“交锋”,缺乏经验而无所适从。再有些同志不顾一些工人代表已经身临被捕险境,意识不到赵东民等竭尽全力才促成雏形的工农新型的维权队伍濒临瓦解的严重情况,去反复游说其组织工人群众游行示威,在客观上加深这种危险性。而工农群众因为他们和赵东民的一向主张不一致,而怀疑他们,结果是造成彼此互有意见,互不信任。还有被外界甚至是官方也认为是赵东民的所谓“亲密战友”的人,在赵东民被拘捕之后进行过积极的宣传活动,竭力鼓动网友为赵东民陷入困境的妻子儿子和家庭募捐,甚至为此巡游全国各地,而在后期和关注团的大多数同志闹不团结,争名夺利。当赵东民出狱后和他在网上交流的时候,这位“亲密战友”开口就是“你现在致富了,我的捐款应该归我支配”。 “我做这些,是为了我自己”。这充分暴露了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在思想上和赵东民等是截然不同的。这说明没有坚持统一的指导原则来组织大家,不但形成不了力量,更重要的是检验不出周围的人是否真正的同志。

      前苏联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修正主义当权集团在面临国际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迫和国内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的挤压之下,必然的发生分裂。左翼转变到共产主义的方向上来,右翼和公开的官僚资产阶级媾合。就像发动8.19事件的苏共领袖们和戈尔巴乔夫的分裂。前者力图挽救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后者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叶利钦联合起来反对前者。而前者因为得不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最终失败。

      中国的左翼力量应该从苏联的8.19事件中吸取教训,应该坚持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性质的,结合当代历史实际的指导原则,就地进行广泛宣传和积极的组织工、农、商、学、兵群众,来坚强有力的支持党内的健康力量,反对党内干部阶层的修正主义顽固分子和铲除党内文强式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很显然,发生在中国陕西的8.19事件,展示出了陕西的左翼开始朝弥补苏联8-19事件的政治缺陷的方向上走。这个方向就是继续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阶级依法维权运动结合起来的原则。陕西8.19事件仅仅是个开端。

       真正的左翼人士,无论是什么身份,是不应该抱着不食周粟的革命态度,把自己和周围的社会隔离甚至对立起来,不懂得把不变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略目标和根据不同策略阶段的实际情况,采取多变的战术方法辩证的结合起来。要知道,如果我们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联系组织人民群众的方法,纵有不怕牺牲的万丈革命豪情,也难挡“叶利钦分子”摧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坦克。

      所谓对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就像《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的观点。简单的讲,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章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农阶级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正是毛泽东思想原则的体现。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就要遵守党章和宪法,不仅如此,还要坚决的捍卫党章和宪法,以及在党章和宪法基础上的所有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包括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各行政、企事业、党政和部队机关单位的规章制度、条令等。事实证明,往往是大到违反甚至践踏党章和宪法,小到违反甚至破坏各行政、企事业、党政和部队机关单位的规章制度、条令的人往往是掌权者。修正主义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就在这些人中间。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而且还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清楚,正是这些人在每时每刻的削弱党的战斗力,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无力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造成通货膨胀,政治腐败,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大学生及复转军人失业等等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困难无法根本解决。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和这些人斗争!

       所谓联系组织人民群众的方法,就是陕西《企业工人维权手册》所总结的方法。我们不仅要根据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即: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贪官污吏;2、捍卫宪法原则,确保劳动者的生存和平等权。 3、克服妥协、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团结起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以及发起妇女维权组织研讨,落实《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而且要参照《企业工人维权手册》原则,发起农民维权组织研讨,落实《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实现“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各级违法乱纪的党政官员和村民在征地等工作中的矛盾;发起学生维权组织研讨,落实《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解决高昂的学费付出和就业率持续低下的矛盾;发起士兵维权组织研讨,落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维护政策纪律和官兵正当权益”,避免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师被随意开除等侵害解放军官兵正当利益的现象。以及发挥维护官兵平等等的作用。

      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在捍卫《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政治高度基础上,通过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的维权研讨活动,促进工农商学兵的政治大联合,建立一个广泛的和团结的反对修正主义,铲除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统一阵线。

      陕西8-19事件证明,左翼力量只有在上述的方法上团结起来行动起来,那么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因为如毛主席所说的:“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四.陕西8.19事件给工人阶级的启示

      这个事件,首先应该改变了大多数工人群众原来认为找工会没有用的错误观念。当初赵东民反复强调让大家要维权找工会,有不少工人群众表示怀疑,他们说,“我们成天日晒雨淋的找政府都不管用,找工会能有什么用?”现在赵东民引导大家找了一次工会,结果几乎像是发生了8级以上地震,地动天摇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十几家企业仅仅不到200名工人代表,根据赵东民等编篡总结的《企业工人维权手册》原则,在2009年6.15群访陕西省总工会时,不是以奴隶的身份到哪个衙门祈求官老爷发善心去了。而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工人阶级第一次联合起来,挺直腰杆,以主人的身份要求工会干部维护工人利益,就像赵东民的判决书中描述的,工人群众在省总工会高呼,“工会不作为”就“罢免工会主席”。

      看是一次简单的群访工会活动,一句普通的口号,实质上体现了工人阶级在维权思想上开始发生了革命性转变。这种转变,正是《企业工人维权手册》所总结的,是在自我革命基础上,克服妥协、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团结起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的结论,在工人群众思想意识上的体现。形式上体现在初步形成跨越行业、地域、民族和年龄等差别的阶级团结。这正是工贼和他们身后的掌权的修正主义顽固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所魂飞魄散的事情。

      关于工人维权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基本都采取了堵门堵路、围堵党政机关、赴京上访……严重的甚至有集体卧轨。像2009年1月8日上午,西安、咸阳、渭南等市部分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到省政府,要求“解决一个身份,两个待遇”问题的群访事件,据有网文说这次群访有近两千余人,而且还出了人命。这样的群访事件,人数不可谓不众多,参加人员涉及地域不可谓不广泛,参加维权者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对陕西党政高层的触动不可谓不巨大。可是从实现他们维权的目的来说,收效甚微。对全国的影响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像此类形式的维权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再者他们的维权要求仅局限在部分群众的眼前利益,不容易唤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2009年5月下旬,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代表赴河南搞联谊时,听说了郑州造纸厂的事情,这个厂的工会坚决站在职工立场,代表职工意愿,执行厂职代会决议,在厂一千多名职工的坚决支持下,根据工会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反对企业改制。这个企业从2000年一直存在至去年政策性破产,历时十余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弥足珍惜的事例,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经常的耗费工人时间和精力的群访活动,却默默无闻的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事例有力的告诉每一位职工,企业工会发挥作用的威力何等巨大。

      每一个国营、集体企业,自改革开放开始至今,都不是一夜之间发展到负债累累,举步维艰,非要改制、重组甚至破产的地步的。工人阶级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沦为“弱势群体的”。在这漫长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里,企事业职工对厂长(经理)第一例为了他们的私利,违反相关规定,违背职工集体意愿在企业经营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犯的错误,到最后开始无法无天的侵吞集体和国有资产的犯罪,是否想过,工会是否在发挥代表职工利益监督企事业厂长(经理)的作用?当我们抱怨工会是厂长(经理)们的“橡皮图章”或者干脆称之为傀儡的时候,我们是否站出来行使中国工会会员的法定权利,对工会干部进行过监督和罢免呢?即便是公开的一票,那也是代表了亿万职工的心声。那也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一票。还有当我们选出工人代表之后,是否还继续给他们坚定有力的支持,让他们在不法官员压力之下敢于坚持斗争呢?很显然,没有公开的信息表明此类事实发生。因为几乎人人都害怕得罪领导,影响到自身眼前利益。这种情况一直到2009年6月15日的时候,陕西的十几家企事业单位的不到200人的工人代表,才在陕西省总工会发出了“工会不作为”就“罢免工会主席”的呼声。这个时候的国营集体企业大都已经是家破人散了。大多数职工身陷困境,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即便如此,还有工人群众对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活动驻足观望,摇摆不定。甚至在有些企业的工人维权队伍中还存在对相关官员奴颜媚色,低三下四,跪着维权的“领袖”人物。

      促成2009年6.15群访陕西省总工会事件的主要人物,法律工作者赵东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含冤入狱,家破人亡。

      其实赵东民也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工作,主要的就是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引导工人农民群众根据党章、宪法及工会法等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原则,探讨一条在党章和宪法框架内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之路。可是即便如此,陕西党政决策层的个别官员们都不允许,尽管赵东民等把自己和工人探讨的方案情况,都详细向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总工会作了通报,那些官员们不予理会,但是却在工农维权队伍有理、有利、有节的步步紧逼情况下,他们因为理屈词穷而恼羞成怒,采取镇压了事。

      赵东民的遭遇并不能证明陕西党政决策层都是不好的,包括那些参与决定镇压赵东民的官员。因为工人阶级的觉悟现状形成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支持和捍卫党内敢于站出来维护工农阶级利益的党员干部。工人阶级的这种一盘散沙状态,让党内的以违法乱纪的企(事)业厂长经理为代表的,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会中的工贼分子有恃无恐,另一方面让那些想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党员干部心存顾忌。目前情况下,在他们中无论谁敢站出来为人民服务都是难逃赵东民的下场的。就像原福建省连江县县委书记黄金高,因为反腐败得罪即得利益集团,穿了六年防弹背心,最后仍然难逃落得深陷囹圄的结局;同情工农维权的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网名叫一支清荷的教师,被借故开除,丢了工作……正如一名政法干部对赵东民说的,“都照你说的做了,谁还给我发工资?”但是我们要肯定的是,这一类党员干部是和积极参与和官僚资产阶级分赃,死心塌地的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极少数人是有区别的。在坚持和捍卫党章、宪法旗帜下的工农群众维权运动高潮来临,他们是完全能够转变到工农阶级立场上来的。那种认为党政机关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和不符合实际的。或者是有阶级偏见的。

      陕西8-19事件再一次有力的证明了,赵东民和工人代表长期研讨总结而成的《企业工人维权手册》,指导工人维权活动的三大原则,即“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贪官污吏;2、捍卫宪法原则,确保劳动者的生存和平等权。 3、克服妥协、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团结起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的正确和有效性!一切的企(事)业工人为能获得维权的根本胜利,不能不继续坚持宣传和实践下去。而且,不能因为赵东民式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维权志愿者的被捕入狱,甚至流血牺牲而有丝毫停顿。因为赵东民分子被镇压的越残酷,就说明赵东民分子引导工农维权奋斗的方向越正确。正因为这个方向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方向,是铲除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方向,所以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和庇护这个阶级的党内修正主义当权者,才会对赵东民分子痛下杀手。而且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论在哪个领域,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我们所说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在现任或离任的各级干部阶层中,利用所掌握的各种国家权力或者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影响作为资本,牺牲党和国家及人民利益,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暴利者的总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让这些人现在像文强一样,甚至比文强更甚,他们基本上实现了原始积累,每天都在梦想走前苏联的路,解散中国共产党,彻底摧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确保他们的非法获得的巨额利益合法化。工人阶级和这个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而且根据苏共和苏联的灭亡的历史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和“叶利钦分子”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激化后,是不能排除进行军事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未来出现了“叶利钦分子”,那么每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都有向他开枪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工农武装(包括民兵等准军事组织)来说,在捍卫党章和宪法问题上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而工人阶级和党内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当权派,是两条路线路线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用坚持在思想上的进行自我革命,改造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方法,也即以斗私达到批修目的的方法可以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对这一点必须清楚,否则我们的维权活动究极有可能被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在内的“左”的和右的,以及形“左”实右的,党内外各种形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

      陕西8.19事件暴露出,工会中的工贼和他们背后的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最惧怕工农阶级团结起来依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希望工农阶级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以利于他们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像毛主席说的:“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他们为了瓦解工人阶级团结,和工农联盟,尊孔拜孔成风,现在又把孔子像立到天安门广场上,公然抬出愚民的封建礼教,来展示他们继承和宣扬愚民文化, “提高”国民“修养”,强化人们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决心。而对赵东民等提倡工农进行自我革命,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来克服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高无产阶级革命修养的行为却采取坚决残酷的镇压。其资产阶级立场何其鲜明!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图谋何其昭然若揭。由此说明,工农阶级要想取得维权得根本胜利,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必须是反其道而行之才有可能。就是要坚持自我革命,也即坚持《企业工人维权手册》中所总结的,“克服妥协、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团结起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而且还要努力实现巩固和同盟军农民阶级的联盟。工人阶级就要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自己救自己。不然,纵有千百的赵东民这样的共产主义者甘愿为工人维权坐牢甚至牺牲,也绝不可能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维权包办代替的取得胜利。

      郑州造纸厂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工会在企业中发挥的监督作用,对维护职工的利益何其巨大。陕西8.19事件告诉我们,要实现让工会依法发挥作用的奋斗多么艰难。因为工会是工人群众实现在企事业单位中,进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当家作主的主要渠道。所以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是不择手段的支持工贼占据工会,这是剥夺工人阶级在企事业单位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阴谋!这也就是他们对赵东民等唤醒工人群众,以主人身份找工会维权的行为所刻骨仇恨的原因。

       所以说陕西8.19事件对工人阶级最大的启示,就是维权必须通过工会,而不是徒劳的上访。

       我们回顾党的历史,既然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开展组织工会工作;党领导下的上海市总工会在北伐战争中,能组织武装纠察队打败武装的军阀;当代历史时期,郑州造纸厂的企业工会能代表职工抵制不符合职工利益的改制;赵东民等促成的2009年6月15日十几家企事业单位工人代表联合起来,以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赋予工人的权利作为武器,群访总工会,而引起工贼及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如此的恐慌万状,和在国内外的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我们就没有理由听信工贼们极力淡化工会伟大作用的谎言。

       陕西8.19事件作为上述观点的又一次有力的证明,胜利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像6.15那样群访总工会的初级的形式,不再适用下一步工人维权运动的需要了。应该进步到高一级的形式。

      早在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通知,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3]96号)的规定要求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改制方案和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职工安置方案需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改制。如果方案通不过,就不能急于甚至强制实施。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2009年8月12日,在发出的《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示: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企业,必须将职工的裁减和安置方案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的不应实施;既未公开又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视为无效……改制企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必须要有三分之二以上职工代表出席,经全体职工代表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而在所有已经改制重组关闭破产过的企业中,有几个是按照国家政策执行的?有几个企业的改制重组关闭破产的方案,是公开的或者是真正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

       那些比资本家还要贪婪和凶残的厂长(经理)们,在党政机关的一些不法官员庇护和支持下,用非法“合法”的手段,把工人群众赶出工厂,摧毁工人赖以生存的家——国营、集体企业。对于工人来说这个现状暂时无力改变,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断绝了原本在一个班组、一个车间、一个企业和一个系统……总之在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大家庭中的阶级兄弟姐妹,以及包括我们处于失业或者随时面临失业状态的原单位子弟的血肉联系。工人阶级兄弟姐妹在这种广泛、密切的建立联系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的和全国总工会的有关政策精神,依照《中国工会章程》选举新的能代表我们的工人群众利益的工会领导班子,主持改制重组企事业单位工会的工作,恢复已经关闭破产的企事业工会组织。并且坚决的支持我们推选出的工人代表,再以各企事业工会的名义和其他企事业单位进行“跨越行业、地域、民族和年龄等差别的”横向联合。形成在依法维权活动中彼此声援,互相支持的统一阵线。在此种意义上,全国各地自发成立的关注团现象,和各省代表,在赵东民开庭那一天的跨省声援行动,作为实现这种统一阵线的前奏,是应该要写入中国工运史的。工人阶级照这样通过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团结起来,严格依照《中国工会章程》,掀起罢免各级总工会中工贼分子的运动。按照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2年3月23日)。让能代表改制重组关闭破产职工利益,同时也是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人主持各级总工会工作。

      只有这样做了,既能避免各企事业单位工人群众各自为战,容易陷入孤立无援面临失败的境地。也能实现工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让工会发挥“ 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巨大作用。

      工人阶级为了自身和子孙后代能有一个公平、和谐、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的生活环境,除了这么做再无别的出路。

                                五.关于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

       2009年8月19日下午,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国保大队的两名国保人员,在转送赵东民去公安新城分局的路上,和赵东民辩论了一阵,其中一位年轻的警官说:“你说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我们认为是个政党的雏形!”应该承认,这个年轻的警官还是具有一定政治嗅觉的。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在其指导原则最后的《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08总结会纪要》中,明确指出: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应该是一支共产党人的预备队。

      毛主席说:“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的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二十年前,拥有近两千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在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叶利钦集团”的夺权逼宫面前,不堪一击的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不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的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的原因吗?有谁能肯定在陕西8-19事件中,直接和间接的参与镇压赵东民的各级党政官员,及政法工作者们不属于此种情况呢?这充分说明,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根据历史和现在的经验,要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就必须从解决党员干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的问题入手,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做好群众工作,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人民日报》2011年2月23日).就是从解决人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入手。由此推动全民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自觉改造运动。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阶级敌人只能依靠专政的方法进行改造。我们在这里主要谈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改造,是用民主的方法,坚持依靠思想斗争为主的方法进行的工作。诚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极其艰巨、复杂、细致和困难无比的工作。但又是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目的共产党人不能不做的工作。这是一个能逐步凝聚党内外共产主义健康力量的工作。这个工作的现实目的,首先应该能够有效的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集团”,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变,和党内“戈尔巴乔夫分子”的叛变行为。党内外共产主义健康力量的日益凝聚,可以把这类情况消灭在萌芽状态;再者就是即便在中国发生叶利钦式的反革命集团夺权,党内“戈尔巴乔夫分子”投怀送抱,公开叛变的情况下,党内外一切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迅速团结起来,开除叛徒,以武装和非武装的所有形式,反抗叶利钦式的反革命集团。同时形成中国共产党新的,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的党员干部队伍。在这种意义上说,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是一支共产党人的预备队”。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国保大队的那位年轻警官,对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关于如何实现对干部党员改造和对工农群众思想改造的问题:

       我们除了提倡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觉改造的同时,对于党内的干部阶层,不应该是对他们一味的进行说教,更不应该是祈求他们。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主张,就是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阶级的维权运动结合起来。引导工农群众在维权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广泛紧密的团结起来,根据相关法律条例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以党章和宪法为基本武器,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敦促干部阶层必须遵守党章和宪法,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不仅维护工农阶级的眼前利益,还要维护工农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不搞私有化”(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1月24日)。让那些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践踏党章和宪法,制造一个又一个的陕西8-19事件成为习惯的官僚资产阶级化的党政官员们,在镇压工农群众依法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运动面前,越来越彻底的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更深入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阶级的维权运动结合起来,实现工农维权大军在自我革命基础上日益共产主义信仰化、队伍扩大化和越来越有组织纪律化,以及在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化。再进一步影响党代会,人代会及党的组织和国家人事部门,根据党和国家的相关组织和法律程序,把这些完全资产阶级化的官员逐出党政机关。再敦促有关部门,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党纪国法的处理。开展这样的维权运动,就是对党内干部党员进行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确切的说,也是一种政治打假运动。工农群众在参加这场运动的同时,也必然得到不断的教育和提高觉悟。

       陕西8.19事件的前奏,2009年6月15日十几家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代表联合起来,群访陕西省总工会事件证明,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阶级的维权运动结合是符合工农阶级利益需要的,而且是初具成效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和坚持这个原则继续实践下去。

       关于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成员:

       在陕西8.19事件中,接触过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包括指导原则,和《企业工人维权手册》在内的,所有文字资料的政法干部、干警,普遍表示,从理论上找不到超出现行法律底线的东西。在赵东民案的整个司法程序过程中,提审过赵东民的政法干警,有的甚至向赵东民明确表示:“你过去理论上的东西都是对的”。“我们赞成你的观点”。我们说这些人,如果不是完全退化成官僚资产阶级的爪牙的话,无论在形式上表现怎么样,就凭着他本能固守着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的政治良知底线的思想因素,在客观上就符合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成员的条件。所以,说到关于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它更多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范畴的组织,而是像《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的《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08总结会纪要》中明确表示的:这个学习小组是“党内健康力量和群众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联盟”。属于群众自发的,努力在精神层面谋求一致的群体。从宏观上讲,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成员对象,是一切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在此前提下,是一切不反对《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的人。具体的讲,无论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何身份,身在何处,是否经常见面甚至互相是否认识,只要是既不反对《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而且在行动上,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允许情况,自觉的和不自觉的以各种形式和方法宣传和落实《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和这个小组直接影响下的《企业工人维权手册》,而且以各种形式参与学习小组观点讨论,表达意见,就应该是这个学习小组的积极分子或者骨干!对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赵东民进行拘留、审讯,起诉,庭审的过程,也是一种参与学习小组观点讨论,表达意见的形式。在这次因为抓捕赵东民,制造陕西8-19事件,而使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名扬国内外的各级党政官员们,除了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死心塌地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当权者,其他被动的参与制造陕西8-19事件的干部们,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和《企业工人维权手册》的作用,事实证明这个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远远超过了赵东民等竭尽全力也不能达到的宣传效果。所以,他们也完全具备成为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积极分子成员的条件。

        总之,我们可以用《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08总结会纪要》最后一段话作为结论,结束这个小节的论述: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应该是一支共产党人的预备队,应该是一个以彻底击败党内外《08宪章》派势力,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目的,党内健康力量和群众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联盟。正因为如此,学习小组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一定要有基本固定的,像《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讨论稿)这样的指导原则。

      无论是谁,能证明自己是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成员的唯一标志,不分地域、民族、职业和年龄等,都只能是严格执行《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我们也必须时刻准备和一切近似于这个指导原则思想的个人及群体搞团结,壮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队伍”。

                                                六.结 论

      前苏联的8.19事件,和中国陕西8.19事件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和将领意图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变,达到挽救苏共和苏联的目的。而后者是人民群众自发的,自下而上的,通过自我革命的方法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巩固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在依法维权的旗帜之下,达到捍卫党章和宪法的目的。也就是达到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苏联的8.19事件因为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而失败。中国的陕西8.19事件因为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当权者的残酷镇压,而爆发了国内外和党内外左翼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这必然拉开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终将酝酿进行的一场不可避免的,轰轰烈烈的反对修正主义,铲除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执政地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序幕。因为人民的支持,使中国的陕西8.19事件,必然成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来临之前的一线曙光。

      在之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马克思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工农劳动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左”的右的,形“左”实右的等等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们,无法回避的要在当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来演绎他们的角色。中国人民将越来越把目光聚焦这个舞台,逐步形成强有力的历史评判力量,来决定这些代表人物的最终结局。

      毛主席说过:“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7年8月)

      陕西曾经一度是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大本营,在给中央提供上好的思想产品或者原料方面,以陕西省委为代表的陕西党内外共产主义力量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基于此,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赵东民同志,以学习小组的名义,起草了这份《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关于陕西8.19事件致中共陕西省委的总结报告》,经征得党内外部分同志的大多数的赞同意见以后,现在,以无比郑重的心情向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提交。

     我们热切的盼望陕西省委能斟酌研究,认真审查,并能考虑批准一个隶属省委之下党的支部,让这个支部来组织领导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工作,为实现建立一个党的强有力的免疫系统的政治目标而不懈奋斗。当然,这个支部的核心成员,应该由参加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成员组织的群众代表会,直接的选举和罢免,以避免他们在压力之下,沦为修正主义当权派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傀儡。最后,再由省委决定,是否将我们的这个总结报告转呈中共中央。

       致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

                                                   总结报告人: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

                                                                                                                                                                       (初稿完成于2011年3月25日)

                                 已于2011年4月7日以快递向中共陕西省委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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